庆山：探向无底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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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山：探向无底深渊

在安妮宝贝改名庆山一年后，我们和她深入地探讨了写作与生活。以文字为媒，无需谋面。

张莹莹 06/02

第一次采访庆山是在2011年3月，那时她还叫安妮宝贝。

当时的安妮宝贝是杂志书《大方》的主编，我所在的杂志试图以此为由头探讨一下文学杂志市场。我联络到她的书商，新经典的张卫平，张说，安妮宝贝不接受面访，但那毕竟算是“宣传期”，她同意接受若干媒体的书面采访——于是，我发送了附有问题的邮件，等待她的甄别以及回复。

五天之后，我收到了张卫平转发的回复邮件，在那篇不算长的回答中，她反复提到“距离”，“推出《大方》的目的，是要在这一个喧嚣的时代倡导一种敬畏写作、专注阅读的态度，给读者以世界文学版图的真实面貌，与现今快节奏、短信息的时代拉开距离”；“我希望与这个喧嚣的热衷形式热衷是非琐屑热衷丑胜于美热衷言论胜于意志热衷物质胜于灵性的时代，拉开一些距离”；“距离感来自与时空、主流意识、大众价值观……等种种因素的关系”。

2012年底，安妮宝贝即将出版散文集《眠空》和访谈《古书之美》，书商打出的噱头是“安妮宝贝2013开年双响炮”，但群发给媒体的邮件里，除了新闻稿，只有“新书方面问题可以采访止庵等老师”。相较一年多前，她呈现出更远的“距离”。

那之后我看到过三篇对她的采访，据说采访者都是她相熟的人。是以这一次采访，最初我和她的书商都没有抱太大希望，张卫平在电话里笑着说，“你知道的，她就是那样的人”。据说有媒体提出要跟访数天，她没有答应。正午的这一次采访，她同意以邮件方式完成，“比较方便，回答可以更精确和优美一些。”问题发出6天后，她回复了。至今，我也没有见过她。



访谈：

正午：在最近的微博上，您提及已开始了新的长篇写作。和之前的故事相比，这个新的长篇最主要的变化是什么？目前进展顺利吗？

庆山：我在写作一个长篇小说，里面人物和线索比以前更复杂一些，场景涉及不丹、印度、西藏等，有些部分与个体的心灵历程及探讨灵修和生命的哲学有关。目前初稿进展顺利，但可能要修改至少三道。



正午：您之前曾提过，您是从1998年秋天开始写那些“短小而简单的故事”的。这些故事发表时，互联网刚刚在中国兴起，为什么在那时开始写作？您所了解的，那个时代其他在写作的人，都是因为什么而写作？大部分都是什么类型的故事？

庆山：那时我在银行刚刚开始工作，平时闲暇基本以阅读度日，心里存积了很多感受和想法。我试图写些文字，但投稿对我来说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也不想参与，就随便写了发在网上。这是很容易的分享。从第一个故事开始，就很受读者们的欢迎。他们注意到我，转发我的那些故事，还帮我做成专集，很多人写邮件给我。当时我写的都是短小的情爱故事，基本上一个晚上就写完两三千或四五千字。它们全部收录在《告别薇安》《八月未央》这两本最早期的小说集里。

它们应该说是一种练笔，不算是成熟的文学作品。只是就当时的时代而言，文本透露出一种单纯而颓废的情绪和气质，也许很特别。所以，许多人喜欢它们。

那时网络还未普及，在上网的基本是海外留学生和从事IT和外贸的人员，他们一般有良好的文化背景，也有一定精神和文化的素养。那时，大概只有高端的人才在上网，不像现在，青少年是主力。网络的环境随着普及的扩大，肯定是在堕落的。1998年左右，海外留学生是在网上写作的主力。他们写作的动力和我一样的，想表达，喜欢文字，对写作没有野心，只是想一起分享。不愿意费力而复杂地参与主流媒体和载体。

大概从2000年开始，我离开网络，从此没有在网络上发表过作品，都是写完后直接出版。所以，我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作品，大概只持续了两三年。网络后来对我来说，只是发邮件、搜索资料的功能。我不看新闻，也不参与任何虚拟社区。

我也不认同当时所谓的网络文学的说法。不存在这样的分类。所有写作者写的，都是作品。网络文学、网络作家之类的概念，忽略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特性和内在精神。就如同有女作家、畅销书作家这样的称谓，一开始就给予了某种偏见的界定。文学作品只有好的和差的区分。作家也是这样。不过现在这些所谓的网络写作的概念已经被淘汰了。事实也是如此。这是一些伪概念。很多事物最终只能通过时间来过滤和确认。



正午：在网络上发表作品之前，您对写作是如何发生兴趣的？您阅读过哪些作家的书？他们是如何对当时的您产生影响的？

庆山：我基本上一直在阅读。学生时代我读了很多书，当时可以看的书籍不像现在这样丰富，能够看到的基本是古典文学或世界名著或一些主流的当代作家的作品。我在图书馆里借书阅读，有时做厚厚的笔记。当时看的大多是一些世界名著，比如《简爱》、《呼啸山庄》、《约翰·克利斯朵夫》之类。也很喜欢唐诗宋词，及一些日本的古典风格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其实就是在自己的心里打下一个底子。即如何去认识身边的这个世界和它的规律。



正午：那时，您周围的同龄人对写作（或作家身份）持什么样的态度？

庆山：我在现实中遇见的朋友，有少数几个喜欢阅读一些小说，有时我们互相讨论。大部分人对写作没有什么概念。



正午：在专职写作之前，有谁鼓励和支持了您的写作？谁对您的写作持反对意见？

庆山：一直以来，包括到现在，都只是读者在鼓励和支持我的写作。他们发自内心地热爱，很真诚，有时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胜于我自己。也没有人反对。对家人来说，他们不太知道我到底在做些什么。



正午：您曾说过，最初在网上发表作品，是“抱着游戏的玩耍的态度”，“完全没有想到会写作，只是即兴做着一件自己觉得好玩的事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从事写作这一行？那时您是一名银行职员，有没有某个决定性的瞬间？

庆山：出版了第二本书《八月未央》以后。当时我问自己,是否可以尝试写一本长篇小说。然后我想，为什么不可以呢，就决定做了。我写完了《彼岸花》，这是第一本长篇小说。没有任何人教我如何写作，完全依靠自己的想象和构架，搭出这个长篇小说的世界。长篇小说的魅力在于，它是凭空建造而起的一座宫殿。它是和小故事或感想，完全不同的。《彼岸花》出版后很受欢迎，当时有香港的一个有名的导演迅速找过来，买了电影版权，但可惜他们最后续签了一次也没有拍出来。写了长篇小说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出一个大的东西。可以正式地写作。决定离开银行，是一直以来的愿望。事实上，当我在银行工作了一年之后，我就知道自己会离开。



正午：在您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如《七年》，一个重要的形象是：进入大城市的来历不明的女孩，性格暴戾，没有稳定工作，与男性同居，在感情与经济上都与对方纠缠。大致从《彼岸花》开始，叙述者的口吻有了更多独立的意味。对您的写作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吗？它是如何发生的？

庆山：写作《彼岸花》开始，有了作为作家的自觉。之后，写作方式明显是更严谨更有规划的，当然，因为自己生活经历和内心力量的实践，表达的层面和角度会持续在拓展。字词的训练则随着写作的经验积累会得到很好的提升。



正午：《彼岸花》、《二三事》和《莲花》的发展是渐次的、有脉络的，但从《莲花》到《春宴》有一个明显的转折，譬如用词更为生僻，相对以往的作品这里的句子更长，感觉是下了很多功夫在词句上，这是否确切？

庆山：《春宴》比较特别，它是我较为后期的作品，是比较成熟的。内容有一些古典倾向，比如叙述到古老廊桥，有禅宗意味的场景，边缘化的母女的命运之类，这些用华美和优雅的句词去铺展，更能体现它们的内涵。但也只是针对《春宴》而言。是它独有的。我对《春宴》有一种感情，是因为它的确充分地酣畅淋漓地表达出了我对这个时代的很多感受和情结。里面有大段独白式议论，有时完全忽略了读者，以致他们有时觉得阅读进入有些难度。但若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某种深意，有些读者就会非常喜欢，他们会反复阅读而不觉得厌倦。他们有些把它称之为药物或经文之类。因为这本书是有一些治愈和提示的作用的。它表达了一些哲理。



正午：您的长篇小说，从《彼岸花》、《二三事》、《莲花》到《春宴》，容易看到的改变是：段落在增长，人物增多，人物关系越来越复杂，其背后的改变（包括对长篇的控制力）是怎么样的？

庆山：一点一点地积累经验，增强自己的心力。作者的生命在往前走，作品自然也跟着一起生长。彼此是不会脱节的。



正午：2006年，您就表示，“我的小说会倾向把故事性弱化，注重内心分析和观察”，到《春宴》，这种倾向非常明显。也有作家觉得，故事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在叙述中因为包容了多种多样的维度而呈现复杂与模糊。太注重内心分析，是否也会让小说成为思维的终点？

庆山：目前所写的四本长篇小说《彼岸花》《二三事》《莲花》《春宴》，从故事性上来说，完全符合小说的标准，具备结构、情节、人物、对话等一切要素，也包容了多种多样的维度。其实它们每一本都是一个美妙的故事。只是我可能在小说中较为关注人物内心和情绪的深入阐释，也更注重对个人体验和生命哲学的概括。所以，这些小说是需要表达一定哲理性的，而不是仅仅让读者在一个故事中看到始终。一个小说如果没有表达出作者自己的价值观和哲学观，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



正午：在最近正在写作的这部长篇中，您会让情节或者人物依然是“传递观点的工具”吗？

庆山：我依然需要情节和人物来帮助我传递观点。但这本长篇在时空感上、人物关系上有更广阔一些的变化和起伏。跟《春宴》相比，它更流动，更自如。毕竟，它们之间相隔也有四年。这四年，我有许多变化。



正午：您曾说，“我在年少时，或者说写作《告别薇安》、《八月未央》此类早期作品时，感觉自己是一个带着伤口却不知道该如何去治疗的人。长年的写作，也许就是一种自我治愈。”最终写作是否真的能够“治愈”内在的伤口？而治愈之后呢？写作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庆山：写作是用来探索自己、研究自己的，做这些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忘记自己。这其实是一个禅修的过程，我们在学习识破自己的无明，为了在路的尽头看到实相。写作是一种漫长的反省、观察、思维的过程。这些过程能够让自己治愈、洁净、有所超越。人的生命是一个无底深渊，不是一眼就能够看清楚。这个过程总是在深化，在延伸。不会有彻底的完全的治愈。这是很困难的。我们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与自我相处，而不是试图用物质的外在的一切蒙蔽与麻醉这些深刻的面对。写作对我的意义来说，是这样的一条道路。



正午：这些年您的小说和散文集，也即虚构与非虚构的作品，大概是间隔出版的，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节奏？

庆山：这样比较有创作的节奏。通常小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工程，是有难度的。散文则是个休息，也是一个调整。小说中，读者很难触摸到我的个人生活，但在散文中他们基本上得到了满足。我乐于分享自己的各种点滴心得和见闻。



正午：您最近出版的访谈作品，将关注点更多放在他者身上，这对您而言容易做到吗？

庆山：目前出版了两本采访集子《古书之美》和《得未曾有》，一共采访了5个对象，大部分与传统文化或宗教有关。这件事情和我的写作仍是有联系的。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去观察和感受自己，自然就会明白如何去观察和感受他人。这些是写作的基础。小说创作的基础给采访带去很多帮助，因为我会更关注地体察环境、细节和对方的内心和情绪。



正午：您如何选择您的采访对象？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庆山：他们是一些有自己的性格和想法的人，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被时代的种种庸俗、泛滥的潮流推动着走，有自己的见地。这样很好。我们即便微小，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价值观，维持自己的一个小宇宙。



正午：在此前关于《得未曾有》的访谈中，您曾说到，“每一个聊天对象，当你离他的心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会慢慢敞开，你会一瞥而见生命的某处深渊。这个深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对这个一贯很小心，很谨慎，会控制这个距离。这是和写小说不同的区别。小说里，人物是虚构的，在现实中不存在的，所以作者最好运用一切能力，无限制地去探索心的深渊，越深越好。但在现实中，我们要去保护对方，这是一种尊重。”您会如何控制自己和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多近与多远是合适的？

庆山：我在与对方的沟通中，发问的会是一些和他自己有切身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浮于表面或者让他觉得无从着手的问题。细节很重要。心领神会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你始终要尊重这个在回答你的问题的对象。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尊重，对方为什么要花时间花精力去接受你的采访？现在有些记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受访者持有不管不顾的倾向，并且认为这是自己的工作精神。这是不对的。你要清楚自己是以什么样的发心在做这个采访。是为了取悦大众，突出自己，还是为了真正传递一些他人的精神。



正午：什么情况下您会觉得对一个人的采访足够了，完成了？

庆山：在我觉得他的表达已经足够的时候。



正午：在您完成采访之后，如何开始写作？

庆山：先把所有零散即兴的采访记录做一番整理，择选，然后根据这些内容进行编辑，有整体上的构思和编排，然后开始写作。



正午：最后的成文，您会反馈给您的受访者吗？如何保持您对他们的观察与看法的独立性？

庆山：我都会把最后成文发给受访者，让他们过目，看一下是否有需要补充和删减的地方，因为讲话的时候人有时没有顾忌，成文之后这些需要注意。这是给予对方的尊重和保护。这里不涉及对他们观察与看法的独立性的问题，我们对受访者不应该有什么个人评价，事实上不应该对任何人有个人评价。如实地记录他们的观点和想法就可以。如果因为采访而伤害到对方，是一种自私的做法。语言文字会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是需要把控的。



正午：在《得未曾有》的《还乡记》中，您对城市生活提出了许多批评，而您写作的起点是城市，您如何看待这种改变？

庆山：我不是对城市生活提出批评，而是对人的物质需求和欲望泛滥的倾向提出一种质疑。因为这个时代造就了很多人的心态问题。很多年轻人被灌输的价值观，不是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去看到自己本性的光明，而是要拼命赚钱、高人一等。如果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心灵具备深入和超越的能力，他们就会受困在一种折磨和苦痛当中。或者执着于一种统一的庸俗的价值观。



正午：去年，您更改了用了很久的笔名。您曾表示，名字会对人产生影响。如今一年过去，“庆山”这个名字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安妮宝贝”作为名字的影响，以什么样的方式正在消散？

庆山：庆山这个名字，对别人产生的影响不大，但对我自己有影响，它给了我一个新的空间。我喜欢这样的自由。安妮宝贝这个名字不会消散，事实上它会一直与庆山并存，读者有些叫我庆山，有些仍一直叫我安妮或安，这都是很温情的。安妮宝贝是庆山的一个组成部分，会一直存在。以后我的新作会署名庆山。



正午：写作一个长篇之前，您如何构思开头？会在动笔之前就谋篇布局、列好大纲吗？

庆山：通常开头会比较困难一些，有时会受阻耽搁很久，之后会写得越来越顺。正式写作之前，会写出大纲。但大纲在写作过程中会产生自然的变化。



正午：您善于利用生活中的空隙时间来构思吗？

庆山：有时我会想到一些细节或情节，需要立即记录下来，因为它们是突然从心里涌现出来的。但一般生活中我不想自己的写作。如果要写作，我就在书房安静坐下来，进行集中的工作。



正午：您会在什么时间写作？一天之中，您会工作多久？会觉得疲惫吗？

庆山：我现在都是早起工作，清晨的脑袋最干净，很有效率。持续工作到下午，约六个小时，然后休息一下。晚上我很少写作。没有太大的疲惫，除了固定姿势有时会让身体有些负担。写作，敲下字符，我写了十多年了，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文字如同泉水源源不断地流出，不是很费力。如果有时觉得状态不佳，就停止，做些别的事情。



正午：在写作之前，需要什么样的仪式？

庆山：早晨我都会先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给花换水，给植物浇水，供水点灯煨桑，祈祷，简单的诵经，这些仪式是用来观照自己内心的，是一个生活中的程序。快走五公里。然后开始工作。



正午：有没有写不出来的时候？当这样的时刻来临，您会做点什么？

庆山：在写开头的时候，会有些困难。这样的时候，有时心里有些压力。我就放下工作，先做一些生活琐事，比如去超市，整理房间，散步、阅读。然后再尝试。



正午：进行到何种程度您会开始修改？关于修改，您有什么样的习惯？

庆山：完成初稿，就可以进行修改。首先补充更多细节和观点，然后就开始删除多余字词，直到没有什么可减的了。修改需要三遍左右。



正午：您觉得写作更多依靠反复的精雕细琢，还是直觉？

庆山：需要直觉，也需要反复的精雕细琢。



正午：到什么时刻，您会确定，这个长篇写完了？

庆山：从情节上来说，把故事讲清楚了。从文本上来说，觉得整体的观点表达很完尽，字句的简洁优美也无懈可击了，就可以了。



正午：这些年来，您的写作速度有变化吗？会不会写得越来越缓慢？

庆山：没有变化。现在写起来是更踊跃的，大概自己内心的储量比以往多很多。如果看早期写的作品，会觉得那时的确就是练笔，写得很单薄的。不管是文本上还是思想结构上，早期作品和后期是无法相比的。



正午：在您写作时，心中会有一个特定的、具体的读者吗？

庆山：没有。我一般都只是先写给自己。写完直接就交给出版社。



正午：您会和朋友们（不管是否从事写作相关行业），谈论写作、谈论您写出和将要写出的人物、故事吗？你们会怎么谈论，谈论到什么程度？您会因为朋友或者尊重的人的意见而修改您的作品吗？

庆山：从来不讨论。我自己琢磨、调整、控制、成型。一直都是如此。也从来不为任何人而修改。我的修改都是自己做决定的，自己觉得可以就是可以了。



正午：在这十几年的写作中，您遭遇过写作危机吗？

庆山：写《春宴》时，起头的部分很难。新的长篇，起头也自我折磨了一段时间。其他的没有。



正午：还会有用纸、笔的时刻吗？

庆山：我偶尔用纸笔给少数的几个人写信、写卡片，比如女儿，爱的人。



正午：在此前我们的邮件中，您提到最近可能会外出写作，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地方写作，这是您一直以来的习惯吗？您觉得家庭的琐事和细节会影响写作吗？

庆山：有时我去咖啡店写作，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家里完成。这次外出可能是第一次，我想在寺院附近租个小旅馆的房间，早晨转寺院，上山，转经筒。然后在旅馆房间或者餐厅里修改初稿。黄昏的时候再转一大圈，然后去当地集市买菜，去寺院师父那里帮忙做个晚饭，一起吃饭、聊天。



正午：您是一个自我约束力极强的人吗？

庆山：对工作我有一种自觉。自己会很清楚地把事情推进，也不怕辛苦。



正午：什么样的东西是绝对不会进入您的写作中的？

庆山：俚语、俗语、流行的语言，还有政治性，或者对时代的某种表达的野心和谄媚。我对这些没有兴趣。



正午：您的抽屉里有半成品吗？或者写完了但还不打算发表、出版的作品？

庆山：没有。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是有控制的，是用郑重的态度在写它们，而不是随便地潦草的，我不会随便浪费自己写出来的字。我要确定自己写出来的文字都是可以面对他人的，否则就不必把它们写出来。



正午：您有多少藏书？

庆山：我收藏一些自己喜欢阅读的书以及早年曾经阅读过的书。但书的类型很多，五花八门，天文、地理、生物、心理学、哲学、美学、生活艺术、传统文化、西方文明、文学、各种艺术门类，甚至物理学……什么样的书我都在阅读。



正午：最近在看什么书？开始写作之后，哪些作家给过您影响？

庆山：最近我在读龙树菩萨写的《大智度论的故事》这本书节选了佛经里的一些意味深长的简单的故事，翻译的腔调我很喜欢，有些古典感觉。我经常把它放在随身的包里，出门的时候也带着。作家带给我的影响不是很多，印度教、禅宗、基督教、密教、南传佛教，一些这样的高人们的著作，带给我的影响很深。我已经很少阅读文学作品。它们带给我的力量不够大。



正午：您曾谈到自己“对喜欢的书独占心很强，不愿意送书给别人”，也“不借给任何人”，现在呢？

庆山：现在也是一样的。我收在书架里的书，有些是不再版了。大概是读的人太少了。



正午：您收集自己的作品吗？比如各个版本的书、最初发表的杂志，等等。

庆山：没有收集。出版社给我一些样书，我堆在地下室。我不收集自己的任何东西。我觉得过去的没有必要过于重视。应该往前走，继续创造。



正午：会以电子设备阅读吗？

庆山：没有。我读纸质书。



正午：在您工作的地方，除了书，还有别的什么器物？

庆山：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杂物，比如老的香炉，画作，水晶石，明信片，小佛像，很多书，花瓶，茶具，各种笔记，我也养了一些绿色植物，看它们一点一点长大。



正午：您如何娱乐？譬如，您去电影院看大片吗？追欧美连续剧吗？如果有，您比较钟爱哪几部剧？您用淘宝购物吗？

庆山：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很少，大概几个月一次，我会一个人去电影院看一个电影，但得是值得一看的好电影。我不看电视节目，不看报纸、杂志，不听电台，这已经很多年了，我不需要外界那些繁杂的信息。阅读书籍，有时步行五公里，也做瑜伽。现在购物很少。很晚才学会了淘宝购物，这对我是有用的，因为不必花时间去商店和街上。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可以，不需要逛街。



正午：您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只会为自己内心驱使、困扰，日常生活中的因素很少觅得痕迹，为什么？

庆山：人的心灵是无底深渊。我们的人生是由自己的心制造的。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因素都只是一些投射或形式。写作当然要探索最本质最根源的事物，那就是我们的心。



正午：亨利·米勒说，“很多作家有一种你或许会称之为心魔的天性。他们总是把自己搞得一团糟。不仅仅是在写作的时候，也不仅仅是因为写作，而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姻、爱情、事业、钱，一切。”类似的东西，在您身上出现过吗？

庆山：出现过。我认为是一种颓废的下堕的倾向，在早年，这种倾向尤其明显，是很黑暗的力量。现在它仍有时会出现。艺术家的自我都是很强大的，所以他们当中吸毒、自杀的也很多。其实就是把自己当做祭品献给了艺术的祭坛。我很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后来，我觉得人应该修行，其实这也是自救。没有这个，人就会被自己的心魔所困。



正午：您并不避讳谈论父亲的离去、女儿的出生对您来带的影响，但这些年您从未谈论过您的婚姻、家庭生活，为什么？

庆山：婚姻、家庭生活都是很个人的事情，不必要与大众分享。我不觉得跟别人分享自己的隐私是有意义的。父亲、女儿，都是普遍的亲情。写作这些是可以治愈和启发一些人的。而至于对情爱的看法，我在小说或散文里已经写得足够了。



正午：您曾经说过，“人在年轻时，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欲望为重。……逐渐年长之后，人应获得更为宽阔的内在。”进入40岁之后，关于“自我”，又产生什么样的感觉？

庆山：我的心比以往开放了很多，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而且基本上有了清明而澄净的认识，生活简化很多，知道重要的是什么，不重要的是什么，动荡或混乱会减少很多。不会人云亦云，不会被外界的力量拖着走。



正午：佛经以及宗教著作经常出现在您的作品中，它们从何时开始进入您的生活？对您而言，它是一种信仰，还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途径？拥有某种信仰是否会令人比较愉快？

庆山：我30岁之前接触的都是基督教，从小跟着外婆看圣经。30岁之后，去了西藏墨脱，之后写了《莲花》。后来我开始阅读佛经，并生活中开始出现一些老师和一起学习的人。我把基督教、佛教都当成生命的哲学。同时我也阅读印度教的经典、瑜伽的经典以及西方的一些心理学著作。我觉得人应该尝试一切可能的方式去训练心灵。这个开掘是无止境的。



正午：您的文体、思索非常鲜明，这种鲜明中也包括某种清晰的、无法被改变甚至也无法融化的界限，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庆山：是的。我只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我不碰触自己不关注的内容。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范围，不可能什么都写。也不可能什么都会写得很好。



正午：您的作品中有一些对物件的描写，譬如衣饰、器皿，中间能够看出您的自得。能否描述一下您与物的关系？

庆山：现在对物的玩味、欣赏已经淡化很多了。我喜欢美的事物，关注到微小细节，对事物本身也是一种尊重。更多时候，人们挥霍炫耀物，却从未曾真正与它融为一体，体会它的存在感。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但现在的社会，浮躁粗糙的人太多了。他们向往高级的房子、车、衣服、食物，但不懂得如何体会一把白茶壶或黄昏的一缕微风的美。他们把安静的敏感的持有敬意的生活艺术，一律贬之为矫情或小资。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不幸。希望他们的心和眼能够打开。



正午：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摒弃了“经济状况和情绪状况越是糟糕写作就越好”的观念，而您多次登上作家富豪榜，可能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质财富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庆山：我觉得那个榜单是个玩笑。作家从事的是与心灵相关的职业，这本应与外界有所距离，现在却用最直接的金钱标准在评价一个创作者的工作。社会再进步一些，这种荒谬的榜单就不会存在。我过的生活很简单。如果自己有了一些物质条件，当然最重要的作用是，你可以帮助到一些人。



正午：这些年您作为一个作家一直处在某种微妙的位置：作品都很畅销，拥有大众读者，但对您的作品也一直都有激烈的意见。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庆山：很正常。有人喜欢，有人厌恶，有人尊重，有人贬低。如果只有一端，大概是很可疑的。有争议的作者是真实的，他只是做自己，也不试图讨好任何人。我不关心这些意见，也从不回击。我觉得作品是需要时间洗刷的，当下的任何评价都不重要。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都只是在当下埋下种子。认真地耕耘就可以了。不必想很多。



正午：您一直自认是处于边缘的作家，但实际上您一直跟这个时代有许多呼应：享受宜家、服装连锁品牌的年轻人，在崛起的城市里感到流离的人，在情感关系中面对更多选择的人，通过到川藏、南亚等地旅行或朝拜来获得心灵解脱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离开城市、回到乡村的人……其实背后是整个城市化进程。您怎么看待这种呼应？您是否会在您的作品里对这种进程作出预言？

庆山：我觉得我自己具备超前一些的能力，所以有时在作品中引领了一些潮流。在大部分人没有关注到一些事物的时候，我关注到了，然后之后更多人出现这种倾向。同时，它们很快就会被抄袭模仿，泛滥成灾……所幸的是，我一直在往前走。我觉得自己是边缘化的，是因为我的确一直有些离群索居。现在也是这样。



正午：不久前的消息显示，您的小说《八月未央》即将被拍成电影，对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您会参与吗？是否担心作品被改编成您并不欣赏的样子？

庆山：目前没有参与任何授权作品。我不担心。我觉得书和电影本来就是两回事，不必要求它们一定要吻合。有人在书的基础上做出一个比较用心的电影就可以了。读者也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态，觉得这是一个好玩的游戏。而不是觉得是去看一本电影化的小说，并要求它们百分之百地吻合。这样是很困难的。

即便是作者自己亲自去拍摄，也未必是小说的完全原味。小说和电影，是两回事情。

我希望以后有成熟的团队来拍《莲花》《春宴》这样的一些比较有力量的后期作品。但也许它们都是比较重的，是个挑战。现在他们更喜欢我早期的一些短小的故事。



正午：您如何看待您要写作的终极题材？

庆山：我写人的自我体察、精神追求。我关注生命实践，关注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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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莹莹，撰稿人，常居北京。

所有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