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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纪录片《中国化的英国学校》以来自中国的5名教师在英国一所学校进行中国式教育实验，引起中英两国民众的反响和争议。其中的中国教师感觉到“水土不服”，参与的英国学生也对中国的唯分数论表示压力巨大，表示唯一学习的就是如何快速记笔记。评论人萧轶认为，中国教育模式已经将学校改造成监狱，去除了教育的道德和生活的欲望，服从分数指标的技术规训，对教育知识进行工艺复制，对学生进行产品加工。同时，技术进化论让接受教育的应试学生时刻处于提速状态，提速的狂热让学习的加速度反过来对自身进行暴力统治。这种删除自身的教育模式必然造就虚假的人格，也远离真理与自由。绝对的功利使得教育背离了原本的目的，绝对的灌输导致知识的固化，排除和拒绝了知识创造和精神发展的可能性。

英国广播公司（BBC）今年费大力气拍了一部，邀请5名中国中学老师到英国汉普郡一所顶级中学，对该校的学生进行一个月的“中国式教学”，结果，中国老师明显“水土不服”，英国学生的不少举动让他们十分“抓狂”；而英国学生也无法适应高强度教学，被中国老师训哭。8月4日，历任《泰晤士报》和《伦敦晚旗报》总编的特约专栏作家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在英国《卫报》刊登评论文章《中国学校是考试工厂，为何英国却要效仿？》，以犀利的言辞质疑中国的教育方式，称中国学校是“考试工厂”。

对于中国人来说，西蒙·詹金斯所说的“考试工厂”并不陌生，从衡水中学到毛坦厂中学，即使在媒体的围剿之下，不仅对社会评论熟视无睹，反而显得更加高调，甚至诸如衡水中学还得到官方的嘉奖。我的朋友蔡朝阳，是一位自称不热爱中国教育事业的中学教师，几十年来一直撰文批判中国教育，并与一帮朋友对中国语文教材进行调研，不仅在国内引发反响，还在国际上被报道。蔡朝阳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教育模式更像是监狱模式。

按照巴尔塔尔的定义，监狱是彻底而严厉的规训机构。以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为典型代表的中国教育模式，基本已经将学校改造成了一所监狱：从应试教育到日常行动，从日常作息到目标决断，通过铁窗隔绝外界以消除内部断裂，几近绝对的专制纪律，最大限度地对内部人员进行全面规训。对分数指标的追求，又让这所学校几近劳改营对挖掘运动的时间目标的追求，对分数指标的时刻追赶填满了所有时间，彻底剥夺行动自由及其思想自由。

在几十年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应试教育终于在中国达到了它的巅峰时刻。“考试工厂”与学生家长之间共谋，建构成了一种完美的罪行：既无加害者，也无受害者，互相之间，彼此颔首。

将学校的目标装扮成学生的未来，通过善的谎言让学校的利益与学生的利益完成媾和，形成利益联盟达到完美罪行的和平状态。在目标达成一致的状态下，个体差异是理性目标的罪恶表现，通过规训的道德使学生接受服从学校即服从自己的魅惑秩序，个人秩序服从整体秩序，个人理性服从整体理性，以进一步使用残酷的手段进行技术的规训，对教育知识进行工艺复制，对学生进行产品加工。

应试模式去除了教育的道德和生活的欲望，在科学化、工具化和制度化的价值方向上，用严格的工序、标准的技术进行特定的操作，强行对学生的中学生涯进行去生活化，全心全意地服从分数指标的规训，构成完美的操作系统，形成特有的系统逻辑，并演化成绝对的武器。然而，任何系统越是接近操作的完美就越是接近自身的死亡，接近了彻底的滑稽也就接近了立即可能出现的倾覆状态——比如，衡水中学学生的多场“纵身一跃”，便是这种竞速赶死的秩序暴乱。中国教育模式，正如波德里亚所说的那样：“有目的的东西才能够有结束，因为目的地一旦到达，剩下的只能是消失了。人类种群之所以幸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没有最终的目的地，那些想给人类提供一个目的地的人们，他们通常只能加快人类的毁灭，也许是出于幸存的本能，集体与个体渐渐放弃了任何确定的目的地，放弃了意义、理性和启蒙思想，仅仅留下了野性的直觉，即对不确定境况的野性直觉。”

西蒙·詹金斯说，中国教育只是擅长制造机器人；博航特学校的学生罗伊斯同样说道，听中国老师讲课基本是“机器人模式”：“我习惯于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且经常以团队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大量时间在做实验。但是在‘中国实验班’中，唯一令我感到我在学习的就是如何快速记笔记以及听老师给我们讲课。”

显而易见，中国教师在英国依旧照搬中国课堂模式，无视学生的差异，采取灌输教学方式。当这种试图取消差异的中式教学，遭遇尊重差异的英式教学，必然引发师生之间的摩擦冲突。英式教学在于培养个人兴趣，而中式教学在于成绩竞争，以课堂专制的方式来促进学生成绩的“进化”。对差异的忽视必然导致对标准的追求，对标准的追求必然刺激速度的追求。

自工业革命以来，速度的发展和对速度的改进成为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人类从此疯狂的竞速。功利主义所催生的教育病理，不仅将学校逐步改建成为流水线工厂，更是将学生物化成加工的产品。由技术主宰的教育模式所指定的理想目标，在追求过程中必然陷入绝对理性的线性竞速。在商品化、技术化、标准化、均一化、齐一化、模式化和强迫化的应试教育模式下，学生成为理性建构的牺牲品。技术进化论让接受教育的应试学生时刻处于提速状态，提速的狂热让学习的加速度反过来对自身进行暴力统治，删除空间与时间、人以及思考，用制度和秩序来摧残肉体，熄灭生活的欲望和压制生命的本能，通过繁忙的生产抛弃生命的本真，最大限度地消除个体的差异，以接近神话的巅峰。在保罗・维利里奥看来，绝对追求速度等于法西斯主义，被剥夺了个体辨识和身份认同的战士们，不过是藏骨堂前的寿衣罢了。

为达到分数指标的最佳成果，产品必须在恐惧之下进行改造，祛除人格与尊严，消除技术之外的可能性，产品生产的过程是工厂的战争状态，对分数进行追赶的应试教育在异化的教育观之下，学校必然时刻出于备战状态，各家中学的激情动员便是宣战的表现。然而，激情动员只是参战的标志，入学的时刻便是宣战的开始。从前的城墙是对战争进行减速的防御，而如今的城墙是对内部加速的疯狂，衡水中学的铁窗教育就是内部疯狂的鲜明写照。

对分数指数的追赶让学生删除了自身，为确保理性的权威和秩序的严谨，感性与欲望被制度所钳制，教学课堂也随之成为彻头彻尾的专制机器、生产机器、理性机器。这种删除自身的教育模式必然造就虚假的人格，也远离真理与自由，在去生活化的秩序里失去人之为人的真正意义，创造力的潜能只能在规训机器的严厉管制之下进行内耗，丧失肉体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应试成功的绝对目标导致教学程序的绝对复制。教师对课堂的目标只在于对分数的追求，课堂内容最终沦为标准答案的机械复制，整个教育过程不过是内容灌输的技术复制。

从学生到家长，在道德规训的教育之下，与“狱卒”形成共舞的局面，通过自身的毁灭来完成速度的追求和分数的追赶，在技术复制的理性宰制之下形成赶死的美学：加速度就是学生、家长和学校共同的所需所想。在这种加速度所创设的绝对论、信号论和控制论的学校环境里，从身体到思想都被技术重构，掏空了全部的想象，进入最平庸的现实之中，如同活在无菌的冷冻室。这种完全程序化的加速生活，对学生进行重新编码，如同卡夫卡笔下那种按照功能对人的绝对指数的计算：公务员的年龄是一种死亡文化的年龄。

在这场BBC直播引发的中国式教学与英国学生之间的话题议论中，我们可以鲜明地发现，中国教师的教学旨在通过独断专制的方式拔高学习成绩，而英国学生希望的是通过课堂教学为自我实现提供多元机会。西蒙·詹金斯对此写道：“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以后表现如何，多大程度上过上更忙、更富有、更幸福、更安全和更充实的生活。评分的人并不关心这些。我们知道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虽然美国和英国在这些排名榜上始终表现差劲，却在学术研究、科学专利、发明创新、繁荣、创造力等方面引领全球。对他们来说，民主活力很重要。”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精神的独立，教育的过程既是教师的引导和启迪，也是学生的体验与创造，属于二者之间的互动性交往，而非单方面的技术灌输。在知识教育的过程中，知识需要转化为精神成长的引导力量，当知识沦为升学或竞争的工具，知识的学习也就与精神的成长进行了分离，工具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这种失去生命价值的赶死美学是对伦理秩序和道德追求的毁灭性颠覆。

当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绝对入场，对教育的目的进行强行侵略时，知识与学生之间的工具关系使教育成为机械操练，学生与知识同步沦为工具，学生的成长和知识的积累进入理性建构的发展模式。绝对的功利使得教育背离了原本的目的，绝对的灌输导致知识的固化，排除和拒绝了知识创造和精神发展的可能性，不仅学校对学生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结扎手术，学生自身也强迫自己进入绝育状态，使得精神过早地进入绝经岁月，大脑不再排卵。毛喻原将这种语言固化下的工业文化产品比喻为阻孕精神发展的避孕套：“不过它要去阻止的并不是什么生理之孕、生育之孕，而是人的思想之孕与观念之孕。其目的是维护它肉体的战略，完成它反精神的大业。”

文化知识与精神生活在这种赶死的加速中被技术灌输所异化。去道德化、去生活化的应试炼狱，使得学生生活丧失了审美的维度，精神的萎缩让学生不仅面临缺乏善之价值的良性引导，而且容易让学生沉湎于异化的功利计算，任意地把自己置放在去道德化的现代生活中，方向感的失去和价值感的物化使得道德生活只能成为偶然性的奇迹。没有反思的生活不具有意义，丧失意义的生活不过是行尸走肉的机械运作，毫无精神的创造，也无人生的启示。

2011年夏，许知远在江西临川，面对同样是“高考工厂”的临川中学，他在《亚洲周刊》写道：“倘若你要了解中国社会是被如何管理的，这个中学一角，是再好不过的侧面。”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这种全方位摧残青少年身心灵及其尊严的中学不被调查叫停反而得到政府鼓励及表彰，最主要原因是治学方略与其社会治理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惊人的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