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医生在北京待了8年以后，突然“得”了哮喘，呼吸难受至极于是开始埋怨北京雾霾。但后来他才发现，自己是被同行误诊，其实他得的是肺炎，用过7天抗生素即彻底治愈，与空气污染扯不上直接关系。

连自己得什么病都不知道，这可能是一位医生遇到的最尴尬的事情了。不过他很大方地在网上撰文公开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并反思“一出事儿就怪中国”的惯性思维。这位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医疗中心拿到执业医师资格的美国医生名叫Richard Saint Cyr，有个“酷炫”的中文名——“圣西睿智”。

圣西睿智在接受观察者网专访时表示，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来纠正大众观念。就在这之后不久，山东临沂为治理雾霾紧急关闭57家企业，引发一阵下岗潮，再次激起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讨论，也把雾霾问题推到了前沿。实际上，正如圣西睿智谈到的那样，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的日均PM2.5污染危害大过半支烟。“因为担心空气污染而引发的心理压力，其危害程度很可能比空气污染本身要大得多。”

圣西睿智目前是北京和睦家医院的全科医生，他向观察者网分享了关于中国人健康状况的有趣观察，并给出了大部分人意想不到的健康建议。

圣西睿智医生在工作中

观察者网：误诊哮喘让你虚惊一场，对于医生来说，这或多或少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是什么让你鼓起勇气晒出这段经历？

圣西睿智（Richard Saint Cyr）：我主要是考虑到长期关心我的忠实读者们，感觉有必要与他们分享自己的这段个人健康经历。作为一名医生，以及公共健康领域的写作者，我愈发希望能在深层次上与大家进行沟通；在健康领域，即使看上去对自己不利，也应该保持分享和开放的心态——这是我对作者与读者关系的认知。关于中国的健康话题，例如污染和简单的健康小贴士，我已经发表过数以百计的文章，但从最近开始，我希望把“何谓健康”的讨论提升到更加宏观的层面，例如身体与心理的关系。

观察者网：在TED演讲等多个场合，你屡次强调北京居民应该综合看待空气污染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一天内的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危害都不及一根烟。你是否希望通过分享自己“得病就怪中国”的心理过程来纠正大众的看法？

圣西睿智：没错，甚至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的日均PM2.5污染危害大过半支烟。我认为这个数据可以帮助大家客观认识PM2.5的健康风险。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疾病危害指数（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index）表明，中国头号健康风险是营养不良（例如，盐摄入量过高）；室外空气污染仅排在第4位。所以，我坚持认为，大众对健康的自我认知会对免疫系统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担心空气污染而引发的心理压力，其危害程度很可能比空气污染本身要大得多。

观察者网：那么，国内外媒体是否过度重视室外空气污染，而无意间忽视了其他（更重要的）健康风险呢？你对国内媒体关于PM2.5的报道作何评价？

圣西睿智：我个人觉得中国媒体关于PM2.5的报道非常恰当，可以拿印度来比较，中国人对空气污染的认知远胜于印度。首先你得唤醒大众对健康问题的意识，然后才能凝聚共识实施改革。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关注雾霾，我很高兴，但有个地方我非常失望：大多数宣讲并没有给出实际生活中可以做的解决措施，结果让观众陷入某种恐慌和无助，非常令人遗憾。比方可以提一下室内空气净化器，或者讨论室外戴口罩的利弊，或者如何为学校安排防控措施。这些东西很简单，每个人立马都可以做。

观察者网：大家都在谈PM2.5，你却说中国人头号健康风险是营养不良。作为一名预防医学专家，你应该经常会向公众提出类似建议，大家的反应如何？如果让你提一条最基本的健康建议给中国人，你会选择说什么？

圣西睿智：我跟别人说盐摄入量和营养不良是中国头号健康威胁时（基于世卫组织全球疾病危害数据库），他们第一反应总是非常震惊，随后都会欣然接受，并有所借鉴。大多数中国人很担心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但科学家很难通过切实的证据来提出建议，我们日常生活中究竟怎样应对这两大难题才能提高健康水平。

食盐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中国人日常饮食摄入大量盐分，而高摄入量的盐分是中风和心脏病的主要诱因。降低酱油中的盐含量，日常餐饮中少点盐，很简单的一个小细节就能拯救许多中国人的生命。另一件危险的事情是，中国极少有人能意识到，近半数中国人处于接近肥胖或已经肥胖的地步。不健康的饮食偏好，以及体重超重，这是中国人主要的健康风险因素。全世界所有的主要慢性病比如心脏病、肥胖、癌症都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而得到显著的预防效果。如果大家能意识到这一点，作为医生，我将信心倍增。

以下是圣西睿智关于因误诊哮喘而考虑逃离中国的经历自述，经作者本人授权观察者网发表：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沐浴在夏日骄阳下的我一派安然无恙，但我得承认，整个冬天我的身体都很不好。

一切开始于去年的11月，我这辈子第一次遭遇骨折。那是场愚蠢的事故，自行车在油斑上打滑，害我断了一根锁骨，烦人的疼痛意外地折磨了我一个多月之久。但是，远比这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去年12月，我被诊断为哮喘，需要两个吸入器才能改善呼吸。这场病是在不知不觉中降临的，我开始在深夜里因胸痛而醒来。起初，我还以为这只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导致的肋骨部位瘀伤，但后来我又开始感到呼吸急促。一天早晨，我突然惊醒，大口喘着气，这让我终于决定去找我诊所的同事给我看看。

我的胸透检查结果正常，但呼吸测试显示我的肺功能只有正常的60%，她说我可能患上了哮喘。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头一次吸入沙丁胺醇气雾剂（albuterol，一种β-肾上腺素受体兴奋剂，用作治疗哮喘以及其它梗阻性肺病的支气管扩张剂——译注）后的感觉：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一个月来胸口像踩了只大象般的压迫感迅速解除了，我的肺中充满了宝贵的、受到污染的北京空气，那刺激性的气味在我却是前所未有的甘甜。

这让我相当肯定自己确实是患上了哮喘。虽然症状改善后我如释重负，但哮喘这个诊断仍令我感到震惊和不安。一个成年人突然之间就得了哮喘可不能算是寻常事，我满脑在想：准是空气污染惹的祸。

我在北京生活了八年，从多次“空气末日”下喘息求存，尽管我像患了强迫症般尝试过用各种方法来保护自己，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空气污染的魔爪。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傻瓜，居然以为自己能避免污染对健康的长期影响。我博客中所有关于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的博文；我关于在中国健康生活的TED演讲；我介绍中国有哪些健康生活方式的书——这一切突然都好像变成了包着糖衣的一厢情愿，我那玫瑰色的眼镜终于被现实粉碎，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黄色大雾”真实的铁青面目暴露在我的眼前。

北京的雾霾天气让很多人不安

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面对着无声无息、冷酷无情地从门窗缝隙渗入的呛人的恶魔，我是那样地无助。我才刚手忙脚乱地堵上一处漏洞，它马上就能找到另外一个。焦虑充斥着我每天的生活，无论我是在工作还是在家，它无时无刻不在分散着我的注意力。在和家人或是患者相处时，我不再能够全神贯注。我疯狂地重复检查我所有的空气净化器，在我的办公室里也增加了一台，并把我骑自行车上下班时戴的口罩从N95升级到N99。在家中冥想时的燃香一下子从可以让人放松的工具变成了令人烦扰的PM2.5来源。我甚至考虑过那个显而易见，但先前在我眼里毫无吸引力的“治愈出路”——逃离中国。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对这事儿的应对可不怎么样。塞缪尔·约翰逊曾经说过：“疾病让人变得很自私。遭受疼痛的人总在寻求解脱。”我甚至还撰写了一篇长长的博客文章来记述自己的新病情，它对我生活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我想要保护自己免受污染的各种绝望的尝试。在完成初稿后，我感到自己宣泄得畅快淋漓，也十分满意那文章，觉得它完美地道出了我的状况。不过我决定推迟发布，以便以后还可以再改改。

几个月后的现在，我真庆幸我没有发布这篇文章，因为我之前被诊断为哮喘的疾病已经完全消失了。而且我也认识到，自己的症状很可能与中国的空气污染没有任何关系——我的病完全是一场感染，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

导致我发现这一点的，是事态的惊人转变。在接受气雾剂和类固醇治疗几周后，我确实感觉好多了，但是，2月中旬我再次开始气喘，还伴有非常奇怪的、看起来完全无关的症状，如肌肉疼痛和经常性头痛等。然后，夜间的疼痛再次来袭，除夕之夜，我又一次喘息着醒来，这次还加上了发热和头痛。于是，这一夜的大部分时间，我的家人既不是在准备包饺子，也不是在看春晚，而是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守着我。在那里，我被诊断出患有非典型肺炎，并开始接受抗生素治疗。七天后，我所有的症状——包括哮喘的症状——都消失了。自那时以来，我再也没有碰过气雾剂。

抗生素的作用是杀灭细菌。既然这种药彻底治愈了我身上的肺炎以及我以为的“哮喘”，那么很显然，这几个月来细菌一直在感染我的肺部，是它引起了我所有的症状：从夜间的胸痛到最后才出现的较为传统的肺炎症状，包括气喘和哮喘。

回过头来看，我和同事们一开始将我的病归咎于空气污染，并不能算是不合逻辑的假设，因为我最初的症状中并没有肺炎感染的典型特征，而且也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空气污染可加重哮喘——然而，像我这样一个原本十分健康的人会因为空气污染而患上哮喘却并没有得到过明确的证实。是的，很多研究确实显示，在污染高峰期间，因肺炎入院率有所增加，所以或许通过这种间接的途径，空气污染仍然要对我的病负部分责任——但实际上，去年冬天的空气污染远不比以往的冬天严重。

如今回想起过去那难熬的几个月，我居然那么容易就陷入了时下流行的“全是中国的错”的游戏，这让我很不安。对于居住在北京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抱怨各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条件反射。触目惊心的报道司空见惯，以致我们已经见怪不怪，很容易就往最坏的一面想。所以，我、我的同事和朋友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空气污染引起我出现疑似哮喘的症状。但是我们都错了。

因此，我从语言和立意两方面对我那篇未发表的文章进行彻底修改。不再是单纯的喋喋不休，它变成了一次关于环境风险与人们与生俱来的遗传性健康风险的细致入微的讨论。但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至少对我来说——一个前车之鉴，警示着人在面对疾病和痛苦时出现的不可预知的反应，以及在此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脆弱。在这场我曾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疾病期间，我既焦虑又无助，退化成了一个只知道挣扎求存的空壳。我拼命地想从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中寻找一点意义和一些积极的结果。回首过去，我对自己有点儿失望，我居然对一个其实并不怎么严重的疾病诊断作出那样负面的反应——与我诊所的患者相比，我的痛苦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我发现，在疾病面前，我的情感储备并没有我所希望的那么深厚。

（本文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作者Richard Saint Cyr授权观察者网发表。Richard Saint Cyr在华从事医疗工作近10年，运营个人网站：myhealthbeijing.com，个人微博http://weibo.com/daniudai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