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仇和推进的一系列改革，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他也有压力很大的时候。据称，仇和主政宿迁时期，压力很大时，会在夜深人静前往宿迁凤凰岭公墓，在那里呆上几个小时，寻找自信、勇气和胆量。

仇和——这个中国政坛改革风云人物，曾经在十年前被《南方周末》等媒体推崇的“能吏”和“明星官员”，再次让全国媒体聚焦是在今年的两会结束当天，只是，这次他却被中纪委拉下了神坛。

3月15日，全国两会闭幕当天，中纪委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3天后，中组部证实，仇和被免职。

58岁的仇和，是近20年来中国官员群体最具争议的“明星式”人物。他的政坛生涯起步于江苏小县城，从沭阳县委书记、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再到昆明市委书记和云南省委副书记，直至最近落马。在20余年的仕途当中，其从政轨迹无不伴随“拆建修”。

然而，素以“改革家”示人的仇和，终究未能破除大拆大建往往蕴藏巨大腐败的魔咒。

主政昆明4年，“最富争议”的仇和仍旧伴随着争议前行，即便4年之后，他官至云南省委副书记，其执政昆明时期的影响依旧持续。

修路、修地铁、整肃公务员队伍、治水等一系列措施，曾让昆明的普通市民拍手叫好，他强力推行的城中村改造以及大拆大建的发展模式，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抵制和反感。

而他在江苏任职十余年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后续执政者仍在延续。

知情人称，宿迁时期的仇和，在压力最大的时候，时常去当地凤凰岭公墓，在那里呆上几个小时，寻找自信、勇气和胆量。

□本报记者 刘飞超 黄敏 发自昆明 宿迁

昆明“猛药”

昆明市民对仇和的感情颇为复杂，每每被问及对仇和的印象，他们都是一阵沉默，然后回答，“他这个人不好说。”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说，当年，得知仇和来昆明履职市委书记的消息，他对仇和抱有很大希望。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东部城市锻炼过的干部，一定会带着昆明快速向前发展。

昆明当地一资深媒体人士也坦言，仇和的到来确实给昆明官场带来了一股活力。

治吏，是仇和在昆明下的第一剂猛药。

2008年2月16日的《昆明日报》按照仇和的要求，用4个整版详细公布了昆明市所有党政机关一把手的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

一位在《昆明日报》工作10年的记者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当天的《昆明日报》很快卖断货，报社不得不紧急加印了3万份。这份已创刊50年的党报，已很久没有这么受到市民的欢迎 。直到今天，很多当地市民家里还保存了当天的这份报纸。

2008年2月20日，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昆明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因为在会上打瞌睡，被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当众点名批评。蒋文辉也因此辞职。这让当地的公务员队伍听到仇和的名字不寒而栗。

“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2007年12月28日，仇和刚到昆明上任5天，曾用“八无”表达了自己孤身前来昆明主政的决心。

不过，在仇和被宣布落马3天之后，他入滇唯一带来的“自己人”，跟随他20年的前秘书、昆明市副市长谢新松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宣布正接受调查。

高情商与禁言

长江商报记者在宿迁采访数天发现，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居民，会同宿迁人一样，几乎没人不知道这位已经离开近10年的市委书记，且口碑很好。仇和的任何动向，都牵扯着宿迁市民的神经。

宿迁市一位公务员向长江商报记者介绍，仇和落马，他们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猜到，两周前从上面传来消息，几乎已经确认。但当中纪委网站公布消息时，该公务员称，只能用“很震撼”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他是宿迁第二任市委书记，是非常著名的干部，对宿迁的影响太深了；另外，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在宿迁人心中，他不贪，有包青天的感觉。”上述宿迁公务员说。

“宿迁的绿化这么好，这么多路，都是仇书记主政时建起来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指着市中心地段说，在20年前，这里都是农田。

上述公务员告诉长江商报记者，他同仇和接触过两次，这位市委书记留给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情商高、很能干。

比如他同大家一起吃饭，有个几桌人，虽然身为市委书记，他还是会一桌桌去敬酒，不管面对的是省厅处级干部，还是一个小办事员。

开会时，仇和很能说，口若悬河。“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领导”，说起话来都是排比句，说起数字来都如数家珍。这位公务员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多次提到仇和“能力很强，思维很快”。

昆明市接触过仇和的人也有类似的感受。王媛（化名）是昆明当地一媒体记者，仇和在昆明的4年，她一直跟访。在她的印象中，仇和经常半夜布置工作，不仅是他身边的人，搞得跑市委市政府口线的记者也很累。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会听仇和发表讲话，“他讲话很有水平，能看出来读过很多书。”

尽管外界对仇和颇多质疑，不能否认仇和对昆明发展的尽心尽力，“他那标志性的眼袋，到了昆明之后又大了不少。”王媛说。

昆明当地一投资商告诉长江商报记者，他就是因为听了仇和的一次讲话，决定到昆明投资。

作为一个被媒体捧出来的明星官员，仇和对媒体的感情颇为复杂，有时候开明，有时候又斤斤计较。从2007年到昆明履职之后，仇和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的采访。

云南一家省级报纸，因为多次报道得罪了仇和，仇下令昆明全市所有政府机构不准订阅该报。

在仇和离任昆明之后，国内一媒体曾刊发过一篇报道，对仇和在昆明4年的功过进行了评判，事后，仇和的秘书曾多次打电话进行交涉，但最终不了了之。

一位接近云南省纪委的人士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早在两年前，云南省纪委就开始做外围调查，很多线索都指向了仇和。

铁腕行政

仇和的能力确实很强，短短十年，在原来的江苏“北大荒”修路铺桥，招商引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虽然在江苏十三市内，宿迁经济发展仍排末尾，却是中国百强县市。

在发展背后，是人们对仇和“人治而不法治”的强烈争议。宿迁内部人员介绍，仇和是人治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一些做法和政策，都带有领导的强权色彩。

如仇和曾看见一位妇女翻护栏，跟在后面将人追到了厕所，并在电视上通报，曝光个人照片。“但这些都是违反人权的”。再比如在宿迁开会，第一排就是迟到席，迟到了就没有资格正常坐，必须坐在最前面。

而在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时，仇和曾要求进行小城镇建设，在道路两旁修建整齐划一的两层小楼房，外贴白色瓷砖。如今这些楼房已经变得老旧，但在20年前，拿出几万块钱建楼房，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却未得到政府任何补偿。

在沭阳县官墩乡，村民李建国（化名）还记得当时房子被强拆的场景。他介绍，离马路比较近的住户。要把房子拆了重新建，且要整齐划一，若不愿意拆，推土机先将厨房推掉，然后到主房、厕所、猪圈。“如果自己拆，还能保证完整的砖块，推土机推掉，砖就碎了。”

李建国的两层楼房在当时花了5万块钱，“全是借来的，建房子时，就拿塑料布搭棚子住”。

而之前多次见诸于媒体的，为了集资修路，扣每个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甚至是离退休干部的工资，将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卖掉，一夜之间所有有编制的职工，变成了私营企业员工……这些举措都无不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

仇和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必须用五十年时间走完西方三百年的道路, 只能走压缩饼干的道路。”

仇和推进的一系列改革，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他也有压力很大的时候。知情人士称，仇和主政宿迁时期，压力很大时，会在夜深人静前往宿迁凤凰岭公墓，在那里呆上几个小时，寻找自信、勇气和胆量。

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仇和

2015年3月15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宣告这位曾经的明星官员的政治生涯，就此落幕。

“仇和树”诟病

仇氏管理

事实上，对公务员队伍的整肃，并不是仇和在昆明首创，而是从宿迁直接移植过来的“仇氏经验”。至今，仇和的某些管理方式仍在宿迁延续。

宿迁当地公务员告诉长江商报记者，仇和对纪律要求尤其严格，在宿迁历史上绝无仅有。

以前开会大家都很懒散，自他主政后，开会有纪委的人拿着摄像机偷拍，有没有人玩手机、看报纸、打瞌睡、迟到早退，或是出去抽烟，多长时间才回来，有无人缺席。待会议结束，主持会议的领导会当场公布，“第几排第几位，哪个单位的谁”会讲得很清楚，且被点名的人三天内必须到纪委说明情况。直到如今，宿迁开会依然如此。

同时，还设有行风检查员，检查员会不定期到各单位抽查，拿小摄像机去拍工作人员工作时间有没有上网、看电视、玩手机。

当地一公务员对长江商报记者说，宿迁建市不久，急需发展，仇和推行招商引资，要求干部“工作时间抓招商，业余时间抓工作”。负责招商的干部要提前交保证金，若未完成任务，保证金拿不回来，还会被降级、待岗。

有亲历过招商引资的知情人士称，自己曾被派出去一年时间，在外地租房子，自己买菜做饭，没有车，一家家企业跑，“很辛苦”。而自己在单位的工作交给别人，一个单位大约有两个人专职负责招商。

仇和还鼓励干部离岗创业。“他认为干部太多，思想僵化，搞经济的太少”，上述知情人士称，任何干部都可以提出申请，出去创业、做生意或者是打工，且不限地域。随后便鼓励全民创业，干部带着群众去做。“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时，很多老一辈干部都无法接受。”

在2002年，仇和还做了一件让众人惊愕的事情，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干部。不管是工人、白领、普通办事员都可以来考，考试通过，提拔为干部。“在我身边就有很多考试提拔起来的干部。”上述当地公务员说。

民生败笔

河水治污与拆防盗笼，是仇和主政昆明的两个民生大手笔，然而效果却大相径庭。

3月16日，家住昆明盘龙江边民胜家园的李女士，看着家门口盘龙江里的一湾清水，想到了仇和的好。

她说，早几年，盘龙江是一潭死水，一到气温升高，周边臭味弥漫，一年到头蚊虫飞舞。自从仇和主政昆明之后，注意到流经昆明城区的36条河水污染的情况。他要求36名市级干部担任“河长”，由各河道流经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段长”，对各条河道均做到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这就是仇和推行的“河长责任制”，而他也曾经“卷起裤腿站在盘龙江里，踩着又脏又臭的黑泥挥舞铁锹劳动”。在仇和的强力推进之下，短时间内，这些河水的水质开始变好了。

正当昆明市民感觉他们的这个市委书记除了拆房子，还会实实在在关注民生时，仇和迎来了在当地市民中最大的一次信任危机。

2009年底，昆明市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拆除居民家的防盗笼，而首当其冲的又是公务员队伍，要求全市的公务员家庭限期拆除家中的防盗笼，否则就要被问责。

昆明出现外挑式防盗笼是在上世纪80年代，防盗笼的出现，拓展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空间，让有限的住房变得相对大些；最重要的当然是基于安全考虑，可在一定程度上挡住盗贼入室偷盗，维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

当地一位警察说，当时很多公务员对这种做法愤愤不平，但又都敢怒不敢言。“公务员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住的老旧小区，一旦拆除了防盗笼，家里的安全无法保障。”

最终，在僵持了很长时间之后，这位警察家的防盗笼还是被拆了，“不拆就要问责，谁还敢不拆。”

到了要拆除普通市民家庭的防盗笼时，这一项措施变得阻力重重。最终，原本准备全面实施的政策慢慢演变成拆除主干道两旁，又到临街两边。最终，只有迫于压力的公务员队伍拆了。

“仇和树”诟病

在昆明的4年，仇和将自己当初所学的植物保护专业发挥到了极致。

早在江苏沭阳任职期间，他就在当地强力推行种树，到了昆明之后，他又延续这一做法。

在昆明市内很多主干道上，仇和下令在已有两排行道树的基础上，再补种一行树木。原本并不宽敞的人行道，又被小树一分为二，拥挤不堪。那一段时间，昆明市民感觉昆明的道路就不停在开挖，以仇和这种方式种下的树也被外界称为“仇和树”。

戏谑的是，仇和离任之后，张田欣接任昆明市委书记，他爱好种花，要将昆明打造成“一街一景”“四时飞花”“无处不飞花”的花园城市。

于是，昆明市民又看到原本道路两旁的树被拔掉，种上各种各样的花。一首顺口溜在手机短信上传开：春城是我家，得闲都来挖，大街有宝藏,围挡要种啥？拔掉仇和树，种上田欣花。

2014年7月1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张田欣因涉嫌违纪，近日中央已免去其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委员职务。

植保专业出身的仇和，在昆明推行绿化植树本无不妥，让人诟病的是这些绿化树的来源。杨维骏指出，云南本就是森林王国，而绿化树竟然都从江浙一带千里迢迢运来，实在让人不解。

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对长江商报记者说，且不说江浙一带的树种能否适应云南的气候，这些树从千里之外运来昆明，仅路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难让人不怀疑其中的问题。

吊车司机李师傅承认自己是仇和推行种树的受益者。前几年，他承接了当地高海公路的树木种植工程。李师傅介绍，这个工程他前后做了一年，据了解，他所负责种的榕树从江苏运来，算上各种成本只有350元/株，而昆明市为此付出的却是900元/株。但是，花大价钱运来的树木，2013年昆明市一场大雪，这些树全部死了。

小功与大过

仇和曾在多个场合推荐《政府的革命》一书。他说，“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就是把政府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

仇和按照这一理论，确实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他曾经主政的宿迁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有了在宿迁的实践经验，履职昆明后，这一套做法，他更加驾轻就熟。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是仇和发展模式的坚决反对者，也不止一次用实际行动向仇和发难。

“最开始我对仇和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杨维骏记得，仇和刚刚到昆明时，专程到他家里拜访听取意见。杨向他提了三个问题：第一点，如何治理滇池？第二点，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第三点，昆明市政府职能如何转变？他记下来了。“我们仇书记最爱听取不同意见，”跟着他来的人说。

杨维骏是个较真的人，他等了一个月没有等到仇和关于这三个问题的答复，多次到市委去找仇和。

杨维骏公开表示，仇和与落马的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是亲密战友，仇和对昆明的发展方式也是延续了白恩培的思路。“仇和刚到昆明，就住进了省委大院里正省级领导的住所，之前所有的昆明市委书记都没有这个待遇。”杨说，白恩培主政云南期间，搞“一湖四片”，开始围绕滇池造城，这也是对滇池污染最严重的时候。位于昆明南部的呈贡原本是中国著名的花卉和蔬菜生产基地，后来非要在呈贡建一个新区，当地的坏境遭到破坏。

杨维骏承认，仇和到昆明之后，推出了治理滇池的措施，对滇池水质的恢复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推行的全域城镇化，对昆明来说是灾难性的，“小功不能抵消大过”。

云南省政协原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傅仕敏也公开反对过仇和的一些做法，他甚至表示，要就昆明当前的发展模式与仇和在电视上公开辩论。傅仕敏是研究经济出身，他说，仇和推行的就是用土地经营城市的模式，在他看来，这是经济发展上的短视行为。“这样一来，城市是发展起来，但只是一具空壳，缺乏工业产业的支撑。”傅仕敏直言，仇和在昆明的4年在当地的工业产业的发展上毫无建树。

杨维骏透露，白恩培一度有意让仇和接自己省委书记的位置，中央在征求杨的意见时，他表示坚决反对。

2011年12月，仇和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此后的几年间，国内媒体上再鲜有仇和的消息。

2013年9月6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一次公开会议上，罕见提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6点反思，认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并将原因归结为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

云南省一退休官员说，现在看来，秦光荣的6点反思均有所指。

简历

1978.03-1982.01

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1982.01-1984.1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

1984.11-1986.04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工会副主席、党办副主任、院办副主任

1986.04-1990.09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兼院团委书记、工会副主席

1990.09-1992.12

江苏省科委计划处、农村处副处长

1992.12-1996.07

江苏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

1996.07-1996.09

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

1996.09-1996.12

江苏省宿迁市副市长

1996.12-2000.12

江苏省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

2000.12-2001.08

江苏省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1.08-2002.01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

2002.01-2006.01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6.01-2007.12

江苏省副省长

2007.12-2011.11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2011.11-2011.12

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

2011.12-2012.1

云南省委副书记

2012.2—

云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云南行政学院院长

2015.3—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5.3—

被免去云南省委副书记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