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模式”
摘要: 摘要 和战后西方主流思想对 “制度” 的近乎迷信不同，李光耀认为任何政治制度的运转和维持，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本身，更依赖于制度当中的人。他的见解指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不足之处：一个健全的 ...
 和战后西方主流思想对 “制度” 的近乎迷信不同，李光耀认为任何政治制度的运转和维持，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本身，更依赖于制度当中的人。他的见解指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不足之处：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虽然可以提供有效的问责机制，却无法保证选拔出优秀的政府或领导人。 刘含章/ 政见观察员 作为新加坡国父、战后一代的亚洲政治强人，李光耀在担任总理的 26 年里将新加坡从一个资源贫瘠的后殖民港口迅速打造成为高度富裕的国际化都市。快速的经济腾飞和独特的政治体制，让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令人瞩目，也因此被打上了 “新加坡模式” 的标签。 究竟什么是 “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 如何形成？“新加坡模式” 是否可以被借鉴，它背后都有哪些考量？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走近李光耀，了解这位新加坡开国之父的政治和经济主张。 出版于 2000 年的李光耀回忆录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讲述了新加坡 1965 年独立之后，李光耀和他的同僚们如何面对困境，为这个热带岛国谋求发展的经历。无论是应对国内或国际问题，李光耀都展现出过人的政治敏锐与高瞻远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位资深政治家在表达观点时的明晰、自信和坦诚。在 “新加坡模式” 已成为一个热搜关键词的今天，我们通过重读这本书，梳理李光耀主政期间的思想脉络。 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克服独特劣势 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顾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历程，我们很容易将它与其他三条亚洲小龙（韩国、台湾和香港）笼统地混为一谈，或简单地把它归类成 “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参考 Wade 发表于 1990 年的论文）的成功案例 。的确，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战略，既有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外向型特征，也有 “发展型国家” 政府高度主导和干预的烙印。 但是，这些与亚洲其它经济体的相似之处，让人容易忽略新加坡独立初期所面临的独特困难和挑战。在从一书中，李光耀指出新加坡与亚洲其它经济体根本上的两点异同：一是自然资源匮乏，二是没有国内市场（如韩国和台湾）或内陆腹地（如香港）。前者造成了发展本地工业的困难，后者则意味着产品的基本销路没有保障。加上和马来西亚政治联姻失败导致双边关系紧张，以及印度尼西亚国内政局动荡，更加剧了新加坡在区域内的生存困境。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独立初期面对的最大挑战，并非快速发展经济，而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持续的高失业率不仅意味着经济停滞，更带来社会不稳定和潜在的政治动乱。李光耀比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更早意识到，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不仅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就业，更需要从发达国家引入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创造新加坡的比较优势。因此，新加坡跳过传统制造业（如纺织、玩具制造等），直接瞄准欧美跨国公司，吸引包括电子制造和光学仪器在内的高科技、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新加坡设立工厂。 经过反复思考和试错，李光耀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战略总结为两点。 第一，绕过东南亚，化地缘劣势为优势。这个想法来自于以色列经验的启发。和当时的新加坡一样，以色列在建国初期也面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意，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十分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干脆绕过邻国，与欧美国家做起了生意。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可以效法以色列，直接与发达国家成为贸易伙伴。这不仅解决新加坡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更带来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帮助新加坡提升生产力。 第二，把新加坡变成第三世界地区的第一世界绿洲，成为发达国家在东南亚地区落脚和中转的营地，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意味着新加坡必须超越邻国，提供一流的服务。 不难看出，这两条发展战略的落脚点和前提，都是高质量的劳动力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可以说，人力资本和社会稳定，贯穿了李光耀的主政思想。他对人力资本高度重视，认为只要通过充分的培训、适当的激励和必要的纪律，就能有效开发人的潜能，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为吸引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建立工厂，新加坡政府出资设立培训中心，帮助外资训练合格高效的工人。 保证新加坡社会稳定，是另一个李光耀高度关心的议题。独立初期的新加坡，不同种族仍各自聚居。为加强民族和谐，创造并强化国民对 “新加坡” 的国家认同，李光耀通过政府组屋计划（详见下文），按比例把不同种族的住户分配在每一个住宅区，打破原先的社区格局。为创造和平稳定的劳资关系，他不惜采取高压手段，迫使工会让步并停止一切罢工运动。用他的话说，“为了生存，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指导原则，那就是新加坡（的劳动力）必须比区域内其它邻国更坚固耐久，更组织严明，更有效率。” 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在社会公正的议题上，李光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选择以增加财富而非补贴消费的方式进行再分配。” 与西方国家盛行的 “收入再分配” 不同，李光耀主张适度的 “财富再分配”。在他看来，这两者间是授之以 “鱼” 和 “渔” 的区别。收入再分配影响个人购买力，虽然可以改善当期的民生状况，对国民未来个人发展的影响却很有限，还会对企业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相比之下，财富再分配不但能改善大部分人的收益能力，更将他们的未来收益与新加坡的生存和稳定紧密挂钩，对他们进行有效吸纳，变成 “体制内” 的一员。用李光耀自己的话说，“我最关心的是让每一个公民的命运都和这个国家及它的未来休戚相关。” 最能体现财富再分别的一项基本国策，是让新加坡成为一个 “全民拥屋” 的社会。李光耀认为，政府不仅应该帮助国民居有定所，更应做到 “居者有其屋”。和廉价的政府出租房相比，提供平价的私有住房更能稳定社会，收买民心。在独立之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大力开发政府组屋供普通人购买。政府一方面提供强大的财政支持，同时也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包括降低利率、延长还款年限、及允许使用公积金支付首期房款。据新加坡统计署的数据显示，新加坡的房屋拥有率从 1980 年的 58.8% 增长至 2014 年的 90.3%，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香港（同期 50.6%）。其它财富再分配政策还包括面向国民低价出售国有上市企业股票，并以发放红利股的方式鼓励长期持有。 与大力推行财富适度再分配的政策相比，李光耀对收入再分配的福利社会持不赞同态度。他认为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应由个人承担，不仅因为福利社会政策增加政府开支、相应高税收不利于吸引投资，而且因为这些政策会削弱人们工作的积极性，降低社会生产力水平。因此，新加坡公民的医疗服务与年金基本由个人公积金账户支付，社会或代际间的共享与分摊程度非常低。李光耀主政期间，除 1985-1987 年经济衰退时期外，政府预算连年结余，政府开支始终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 20% 左右，远低于 G7 国家同期的 33%。 从政治学的角度解读，适度财富再分配是十分高明的制度设计。关于政权动态的经典模型（Acemoglu Robinson 2001; Boix 2003）把一个社会抽象地分为两个阶级：拥有财富或生产资料的精英和没有财富的普通工人，两个阶级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上。如果不能达成令工人阶级满意的再分配安排，他们就会进行革命，并在此过程中破坏生产资料，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流失。通过适度的财富再分配，李光耀让新加坡的普通人也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不仅能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更使他们有激励和动力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 适度财富再分配的制度安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李光耀对不同范畴权自由的理解。例如，他声称房产所有权可以帮助培养公民自豪感，并为军人和军属保卫国家提供一个恰当充分的理由。这样的描述，似乎有以经济权利替代公民自由的嫌疑，并回避了发展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的问题。阿马蒂亚・森在 1999 年的文章中曾总结说，发展即扩展人们实质自由的过程。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是否还满足于以自由换发展，或是会要求更多自由与权利？近年来新加坡政治局势的变迁似乎更指向了后者。 精英政治的崇高地位 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经济发展，李光耀的思想中都流露出浓厚的 “人治” 情怀。这首先体现在他对精英政治的信心和依赖。他反复强调，新加坡和人民行动党（PAP）成功的关键，是选拔优秀人才并委以重任。从回忆录的讲述中可以看出，每当危机或挑战出现时，李光耀似乎总能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人选。为保证政府和执政党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给，新加坡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府奖学金机制，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送他们进国内外一流大学深造，之后进入政府各个部门供职。 另一个依赖精英的例子，是李光耀在新加坡独立后废除了英联邦原有的陪审团制度。相比起陪审团参差不齐的判断能力，李光耀相信法官的专业知识和使命感能够更好的维护法律的公正。 然而，在精英政治的背后，是李光耀对制度的信心匮乏。在谈到新加坡的选举政治时，他一方面承认年轻选民需要反对党在议会制衡 PAP，另一方面又忧虑这种需求会导致 “不合格的人” 当选。显然，李光耀认为从政者有优劣之分，而选民并不总能做出 “正确” 的判断。这反映出他对代议制度的理解，并非由议员传达多数选民的意见，而是通过选举让选民把政策制定大权全盘托付给议员。正因如此，他担心草根出身的反对党议员没有足够的资质或使命感履行相应职责。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生态是否会持续不变，李光耀在 2000 年的判断就已经是否定的。他意识到科技的进步和年轻一代的思想文化都将重塑新加坡未来的政治走向；而 PAP 是否能继续一党独大，则取决于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魄力。不难看出，李光耀思考新加坡政治的出发点仍是 “人治”，对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认识显得不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新加坡 2009 年首次出现经济负增长，尽管 2010 年经济反弹强劲（15.2%），由金融危机带来或加剧的社会矛盾，依然使 PAP 在 2011 年的大选中遭遇史无前例的挑战。选举结果，PAP 仅赢得 60.1%的选票，并首次在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失利。时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在大选之后宣布将不出任新内阁的任何职务，结束了他长达 52 年的内阁生涯。 多少有些讽刺的是，李光耀 “重人治” 的政治作风，很可能会使延续他的政治遗产变得更加困难。他主政期间取得的发展成就和政治胜利，有赖于上一代人对生活改善和社会稳定的强烈渴望。随着社会和经济环境的改变，新一代年轻人对生活的期待和对政治的理解与父辈截然不同。他们的诉求将逐渐淡化李光耀留下的印记。 解读李光耀的政治思想 如何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定位李光耀是件非常难的事情。一方面，他反对福利社会，打压工会组织，与西方保守主义十分接近。另一方面，新加坡被戏称为 “保姆国家” ，政府不但高调参与和引导经济活动，更是从禁口香糖到优生优育，高度干预公民的私人生活。除此之外，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政治参与和媒体管控，都是西方国家批评和非议的对象。 李光耀对代议政府的理解，与当代西方主流观点是不同的。他强调代议制中政治精英扮演的角色，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 Edmund Burke 的观点不约而同。 Burke 在 1826 年的书中提出，议员在代议政府中的职责不是简单机械地传达选民诉求，而是运用他自己 “公正的意见、成熟的判断和开明的良知”，为选民谋求最大福利。相应地，由精英组成的政府应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智识和洞察力。 新加坡的发展轨迹与保守派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关于国家发展的经典论述相吻合。亨廷顿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维持政治秩序是十分艰巨但非常必要的。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社会和政治的自由化，不仅难以达成民主化，更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和政治体制的崩溃。亨廷顿的学生、美国记者 Fareed Zakaria 在此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为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做出规划，建议先在威权之下发展经济，再进行 “威权转型”。 又或许，试图用西方意识形态体系去理解和定义李光耀的政治，是不恰当的。上世纪 90 年代，李光耀卸任总理一职之后，发起并参与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关于 “亚洲价值观” 的讨论。李光耀不同意 “民主是人类共同最终命运”（福山 1990 年所言）的说法，对西方自由主义推崇的个人主义至上亦不能认同。作为 “亚洲价值观” 的代言人和捍卫者，他认为亚洲社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亚洲价值观” 的独特元素，譬如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集体主义、以及精英治国的传统，不仅解释了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更为新加坡的 “软性威权主义” 提供了理论支持。 李光耀对世界价值观一元化的批评和挑战，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也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西方媒体质疑李光耀对 “亚洲价值观” 的认识和理解，认为他不过是工具性地借用所谓文化论点，为自己推行的各种政策辩护。毕竟，李光耀生长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从小接受正统西方教育，直到 30 岁才因政治需要开始学习中文（参见 Zakaria 发表于 1994 年的文章）。例如，在回忆录中，李光耀反复强调亚洲文化对 “自力更生” 的推崇，因此政府不必要也不应该过多提供国民福利。更有力的反驳来自其他亚洲国家领导人。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 1994 年对李光耀的回应中，承认亚洲国家有独特的文化传统，但这些文化的独特性与民主制度并不冲突。亚洲国家需要探索的，是如何在独特的文化背景下保证民主制度的运行。 在李光耀的主政思想中，最具 “亚洲价值观” 或儒家文化特点的，莫过于他对人力资本的强调。这体现在他对提高工人质量的重视，对全民教育的强调，以及对精英主政的坚持。和战后西方主流思想对 “制度” 的近乎迷信不同，李光耀认为任何政治制度的运转和维持，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本身，更依赖于制度当中的人——他们的才智以及使命感。因此，设计一套有效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机制，是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可以说，李光耀的见解指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不足之处：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虽然可以提供有效的问责机制，却无法保证选拔出优秀的政府或领导人（参见 Besley 2006 年的著作）。李光耀对人才的重视，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加坡强大的国家能力（参见福山 2014 年的著作）。 结语 新加坡正式进入后李光耀时代。根据新加坡宪法规定，下一次大选将在明年年底之前举行。新加坡的政治局势将如何变迁，又会对她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笔者不敢大胆臆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如何发展，都不会影响和泯灭李光耀对这个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新加坡成功的发展经验和独特的政治体制，与其说挑战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想，不如说为当今学术和政策界对许多重要议题上思考，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启发。 参考文献： Lee， K. Y. (2000).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Harper Hollins Publishers. Acemoglu， D.， Robinson， J. A. (2001).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8-963. Besley， T. (2006). Principled agen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od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ix， C. (2003).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rke， E. (1826).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Boston: Wells and Lilly.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ess. Fukuyama， F. (2014).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Jung， K. D. (1994). Is culture destiny? The myth of Asia's anti-democratic values. Foreign Affairs， 189-194.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s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Zakaria， F. (1994). Culture is destiny: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109-126. 微信编辑：张烨；图片编辑：林亦然 最新合辑下载 Dropbox：http://goo.gl/DSi8XY 豆瓣阅读：http://t.cn/R7TKiCP 百度网盘：http://t.cn/R7YvMHe 近期文章推荐 |
